自柳至平乐书所见四首 其二

　　五人者，盖当蓼洲周公之被逮，激于义而死焉者也。至于今，郡之贤士大夫请于当道，即除魏阉废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于其墓之门，以旌其所为。呜呼，亦盛矣哉！

　　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为时止十有一月耳。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没不足道者，亦已众矣；况草野之无闻者欤？独五人之皦皦，何也？

　　予犹记周公之被逮，在丁卯三月之望。吾社之行为士先者，为之声义，敛赀财以送其行，哭声震动天地。缇骑按剑而前，问：“谁为哀者？”众不能堪，抶而仆之。是时以大中丞抚吴者为魏之私人毛一鹭，公之逮所由使也；吴之民方痛心焉，于是乘其厉声以呵，则噪而相逐。中丞匿于溷藩以免。既而以吴民之乱请于朝，按诛五人，曰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即今之傫然在墓者也。

　　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有贤士大夫发五十金，买五人之头而函之，卒与尸合。故今之墓中全乎为五人也。

　　嗟乎！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且矫诏纷出，钩党之捕遍于天下，卒以吾郡之发愤一击，不敢复有株治；大阉亦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

　　由是观之，则今之高爵显位，一旦抵罪，或脱身以逃，不能容于远近，而又有剪发杜门，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人贱行，视五人之死，轻重固何如哉？是以蓼洲周公忠义暴于朝廷，赠谥褒美，显荣于身后；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不有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故余与同社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为之记，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

　　贤士大夫者，冏卿因之吴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长姚公也。

　　本文是为五位普通的平民百姓树碑立传的文字，探讨了生死价值这样重大的问题。全文以"义"为核心，成功地运用了记叙、议论、抒情三结合的表达方式。作者首先肯定五人之死是“激于义”，开篇抓住一个“义”字。五人是为义而生，为义而争，最后为义而献身。这就使读者联想起孟子的名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可以说，本文是对孟子名言的生动诠释。

　　明代大奸臣、大宦官魏忠贤无恶不作，杀害了许多正直之士。东林党人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苏州市民旗帜鲜明地站在东林党人一边，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正义。五人是苏州市民的优秀代表。作者用饱蘸感情的笔墨，叙述了五人的动人事迹，歌颂了平民英雄的高尚品质。

　　“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大义凛然，惊天地，泣鬼神!语言简练生动，铿锵有力。

　　作者为了突出五人的英雄行为，运用对比的手法加以表现。“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在阉党横行天下，炙手可热之时，多数人采取了苟且偷安的做法，甚至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而五人面对阉党的淫威，无所畏惧，视死如归。应该说，一般的老百姓对阉党的倒行逆施可以不管，因为他们不在其位。但五人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境界投入到对阉党的斗争中去，并且慷慨赴死，义无反顾。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高尚的精神。而那些身在政位，吃民膏、喝民血的“缙绅”，却在阉党的淫威下屈服了，变节了。作者问道：“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这一问，多少缙绅无地自容?“十年浩劫”期间，林彪、“四人帮”专横跋扈，“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张志新，一个普通女干部，坚持真理，宁死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也有许多人投靠“四人帮”，出卖良心，出卖人格。历史是如此惊人地相似。

　　张溥认为：“大阉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作者认识到了平民百姓的作用，这是非常可贵的。读此段，读者可能会联想到鲁迅先生在《记念刘和珍君》中所写的句子：“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这样的文章都是用心，不，是用生命写成的。张溥若知三百年后有一鲁迅君执匕首般的笔尖写慷慨之情，不知作何感想？

　　第五段是本文最精彩的一段。本段夹叙夹议，反复对比，将文章的中心升华到一个理性的高度。作者将“高爵显位”的辱人贱行，与五人的嘉节懿行比照论述，从而提出“轻重固何如哉”的问题让读者思考。接着，作者把五人的英勇就义与假设五人寿终正寝作对比，从而揭示出“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这一富有进步性的观点。读者至此，是否联想到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的那句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五人之死，重于泰山，与日月同辉，与山河共存。

　　第六段也用对比手法，但以“由是观之”领头，表明它与第五段不是机械的并列关系，而是由此及彼、层层深入的关系。“是”是一个指代词，指代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从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看来，仗义而死与苟且偷生，其社会意义判若霄壤。作者以饱含讽刺的笔墨，揭露了“今之高爵显位”为了苟全性命而表现出来的种种“辱人贱行”，提出了一个问题：这种种“辱人贱行”，和“五人之死”相比，“轻重固何如哉”?苟且偷生，轻如鸿毛；仗义而死，重于泰山。这自然是作者希望得到的回答。

　　在作了如上对比之后，作者又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了“五人”之死所产生的另一种社会效果。从正面说，由于“五人”“发愤一击”、“蹈死不顾”而挫败了浊乱天下的邪恶势力，因而“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有不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从反面说，“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应该指出：这不仅是就“五人”死后所得的光荣方面说的，而且是就“五人”之死在“四方之士”“豪杰之流”的精神上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方面说的。“四方之士”“过而拜且泣”，“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不正表现了对“五人”同情、仰慕乃至向他们学习的崇高感情吗?而号召人们向“五人”学习，继续跟阉党余孽作斗争，正是作者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这篇文章题为《五人墓碑记》，歌颂“五人”当然是它的主要内容。但社会是复杂的，事物是互相联系的，要孤立地歌颂“五人”，就很难着笔。张溥在这篇文章中，与“五人”相对比，不仅指斥了阉党，还暴露批判了“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和“缙绅”“高爵显位”等等；与“五人”相映衬，不仅赞美了周顺昌，还肯定了“郡之贤士大夫”。正是由于有了这一系列的对比和映衬，才充实了歌颂“五人”的思想内容，加强了歌颂“五人”的艺术力量。

参考资料：

　　经，常道也。其在于天，谓之命；其赋于人，谓之性。其主于身，谓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是常道也。其应乎感也，则为恻隐，为羞恶，为辞让，为是非；其见于事也，则为父子之亲，为君臣之义，为夫妇之别，为长幼之序，为朋友之信。是恻隐也，羞恶也，辞让也，是非也；是亲也，义也，序也，别也，信也，一也。皆所谓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是常道也。

　　以言其阴阳消息之行焉，则谓之《易》；以言其纪纲政事之施焉，则谓之《书》；以言其歌咏性情之发焉，则谓之《诗》；以言其条理节文之着焉，则谓之《礼》；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则谓之《乐》；以言其诚伪邪正之辨焉，则谓之《春秋》。是阴阳消息之行也，以至于诚伪邪正之辨也，一也，皆所谓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夫是之谓六经。六经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

　　是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阴阳消息者也；《书》也者，志吾心之纪纲政事者也；《诗》也者，志吾心之歌咏性情者也；《礼》也者，志吾心之条理节文者也；《乐》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诚伪邪正者也。君子之于六经也，求之吾心之阴阳消息而时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纪纲政事而时施焉，所以尊《书》也；求之吾心之歌咏性情而时发焉，所以尊《诗》也；求之吾心之条理节文而时着焉，所以尊《礼》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时生焉，所以尊「乐」也；求之吾心之诚伪邪正而时辨焉，所以尊《春秋》也。

　　盖昔者圣人之扶人极，忧后世，而述六经也，由之富家者支父祖，虑其产业库藏之积，其子孙者，或至于遗忘散失，卒困穷而无以自全也，而记籍其家之所有以贻之，使之世守其产业库藏之积而享用焉，以免于困穷之患。故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而六经之实，则具于吾心。犹之产业库藏之实积，种种色色，具存于其家，其记籍者，特名状数目而已。而世之学者，不知求六经之实于吾心，而徒考索于影响之间，牵制于文义之末，硁硁然以为是六经矣。是犹富家之子孙，不务守视享用其产业库藏之实积，日遗忘散失，至为窭人丐夫，而犹嚣嚣然指其记籍曰：「斯吾产业库藏之积也！」何以异于是？

　　呜呼！六经之学，其不明于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说，是谓乱经；习训诂，传记诵，没溺于浅闻小见，以涂天下之耳目，是谓侮经；侈淫辞，竞诡辩，饰奸心盗行，逐世垄断，而犹自以为通经，是谓贼经。若是者，是并其所谓记籍者，而割裂弃毁之矣，宁复之所以为尊经也乎？

　　越城旧有稽山书院，在卧龙西冈，荒废久矣。郡守渭南南君大吉，既敷政于民，则慨然悼末学之支离，将进之以圣贤之道，于是使山阴另吴君瀛拓书院而一新之，又为尊经阁于其后，曰：「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慝矣。」阁成，请予一言，以谂多士，予既不获辞，则为记之若是。呜呼！世之学者，得吾说而求诸其心焉，其亦庶乎知所以为尊经也矣。

　　本文名为尊经阁作记，实际上只有结尾一段，用极为概括的语言涉及这个阁的有关方面，绝大部分篇幅都是在阐述作者的哲学思想，即“心外无物”的世界观，可以说是一篇别开生面的文章。正如清人吴楚材所评论：“阳明先生一生训人，以良知良能，根究心性，于此记略，已具备矣。”可以说，本文是浓缩了的阳明学说的全貌。

　　论证层层深入，正反论据互见，是全文的一大特点。文章先从六经的不同表现形式谈起，继而结合了人际关系的各个方面说明了六经是“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的“常道”，它作用于人生的整体，是我们无法回避的。接着，作者不厌其烦地从六经的核心内容、学习方面进行全面地分析。而后又对那些舍本逐末的“世之学者”的错误认识和不良倾向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批评和斥责。直到结尾时，即便是介绍写作本文的缘由，作者也还语重心长地希望“世之学者得吾说而求诸其心”。首尾贯通一气，中心非常明确。

　　在行文上，全文多用排比句，而且是同一句式多次出现。如第二、三、四段的开头都是这几句话：“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表面看起来似乎是重复，实际上这是作者所要强调的内容。同时，这种手法在结构上还起到了加固作用，把这几个段落牢牢地结合成为一个整体。此外，在比喻的运用上，在用词的灵活多变上，都显现出作者一定的功底。

　　明代弘治年间，鞑靼屡扰，西北边境多有战事。李梦阳出使前线，有感而发，遂成此诗。首联以黄河、长城、秋风、飞雁等，构成北方边陲特有景象，气象开阔而略带萧瑟之感。颔联写前方将士踌躇满志的勇武形象，与首联相映衬，烘托战事将起的紧张气氛。颈联分别选取战前紧张忙碌场面与冷月当空的凄清之境，对比强烈，引人遐思。尾联由此生发，借助郭子仪之典，表达诗人深深的隐忧与热切期待，情感复杂而耐人寻味。

　　全诗紧扣诗题“秋望”二字落笔。诗中之景，无非“望”中所见，无不透出凄清肃杀的秋的气息。从首联两句都写到黄河来判断，诗人登临挑望的地点，很可能是在黄甫川堡。这里，边墙在侧，地近黄河，故水绕边墙之景首先映入诗人的视野。次句写秋雁南飞，既点明了节令，也使诗的境界愈见空阔、苍凉。

　　“客子过壕追野马，将军弢箭射天狼。”写备战中的士卒与将军。“追野马”与“射天狼”对举，不必作如实的理解，这两句只是说，战士过壕越沟，纵马驰骋，其快若风，如追野马。将军则全副戎装，弯弓塔箭，满引待发。这一联写出了训练场上将士们的活动，表现了他们情绪饱满、意气风发的精神风貌，还揭示出他们行为的思想基础——“射天狼”以保国安民的崇高理想。

　　颈联上句“黄尘古渡迷飞挽”所写写，是诗人视线从训练场移开后在黄河渡口见到的景象。这里，尘土飞杨，运输粮草的车队、船队一派繁忙。

　　颈联下句“白月横空冷战场”所写，时、地都已转换。其时月亮升起来了。诗人的目光从熙来攘往的黄河渡口移到了洒满月光的阅无人声的清冷的古战场上。这是战争爆发前的沉寂，练兵场上的紧张与黄河渡口的繁忙预示着战争即将来临，诗人的心不觉收紧了。一个“冷”字虽是专用以描写古战场的清冷与寒冷，但也隐隐透出诗人心上的那份寒意。

　　尾联抒情，从前三联见到的望中景象中自然转出。诗人深知，战斗的交败，主帅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他想起经常听人说起的北方多有英勇善战而又富于谋略的将军，在唐代平定安史之乱、大破吐蕃的朔方节度使、封为汾阳郡王的郭子仪便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一个。诗人感慨当时统兵的将军中再也没有郭子仪那样的人物，不禁为战争的前途充满了优虑和担心。

　　明代边患严重，瓦刺、鞑靼先后构成明王朝西北和北方的主要威胁，榆林等明朝重要的军镇要地，经常受到袭扰。就在诗人这次犒军期间，所到之处也无不显出大战即将降临的景象，他在《榆林城》诗中说：“旌干袅袅动城隅，十万连营只为胡。”又说：“昨夜照天传炮火，过河新驻五单于。”李梦阳不希望见到劳师动众、师老兵疲、战火连绵的情况常此下去，对于朝廷用人不当、指挥失宜又多所不满，故而在《秋望》等诗中一再呼唤郭子仪式的人物再世。

参考资料：

三十年来麋鹿踪，若为老去入樊笼。
五湖春梦扁舟雨，万里秋风两鬓蓬。
远志出山成小草，神鱼失水困沙虫。
白头博得公车召，不满东方一笑中。

　　这首诗前四句描写前半生浪迹江湖的自由生活和为名爵所累的矛盾；后四句写做官后悔恨的心情和不称意的处境。诗本愤世，但作者从自责出仕切入，谦和温婉，用典贴切，如同己出。

　　“三十年来麋鹿踪”一句概括了文征明前半生浪迹江湖的生活。苏轼贬黄州作《赤壁赋》云：“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这种生活虽不富贵，但有淡泊自甘，闲适自在之乐。“若为老去人樊笼”一句则表现出深刻的思想矛盾。一方面他已经应试得官职，这并不是一厢情愿的强加，说明诗人人世出仕之心未泯；另一方面他又感到若有所失，想起像是背道而驰似的。显然，待诏翰林的文征明，这时已是悔恨代替了如意。觉得“老去人樊笼”，是办了一件错事，弄得前功尽弃。

　　“五湖春梦扁舟雨，万里秋风两鬓蓬。”二句以景语承上句抒慨，其间融入了范蠡和张翰的故事。一正用，一反用，诗人本来梦想如范蠡一样潇洒度日，却为名爵所羁，落得秋风万里，两鬓萧瑟。可见这一联全是虚拟之景。

　　“远志出山成小草，神鱼失水困沙虫。”二句继续写悔恨的心情和不称意的处境，是全诗警策所在。“远志”名义颇寓豪情，而其实只是一种“小草”，本无在山出山的区别。诗人用《世说新语》郝隆的名言巧妙地将此物名实分属，写作“远志出山成小草”。就综合了“桔生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晏子春秋》），“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杜甫《佳人》），这两种意思，意言一念之差，可以使一个人的名节受到很大亏损。

　　“神鱼失水困沙虫”，与俗语“龙游浅滩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同义。在庸俗势力的包围下，高尚没有用武之地。这两句既有对上层社会的厌恶，也有对个人失策的反省。当然是有感而发的，可见文征明待诏翰林的处境，比李白待诏翰林时的处境，也好不了多少。

　　“白头博得公车召，不满东方一笑中。”东方朔官至太中大夫，在朝廷其实也不顺心，只能自称避世金马门，多以诙谐调笑自遣。而诗人以白首待诏，似又不能如东方自寻开心，故末句云云。

　　读竟全篇，可见文征明在应试求职之前，曾对步人仕途有过良好的愿望，是抱着试一试的机会主义态度。殊不知官场比他所想要复杂得多，他便很快的失望了。这时已有进退失据之感。正是这种矛盾尴尬的状况，使他写成这篇言志感怀之作。诗中多用昔人故事，只因情与境会，故信手拈来，皆成妙谛。